校园音乐

首先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流行音乐不是我们自己的发明，而是一个从形式到内容完完全全的舶来品。不论它的商业化本质和操作模式，即使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些基本音乐概念，像摇滚、流行、电子、另类、金属、包括民谣，还有近年来的风靡全球的R&B、HIP－HOP、RAP等，哪一样不是外来的?

但“校园音乐”可以算是个例外，不是“进口原装”，绝对“本土制造”。

纵览欧美流行音乐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史，没有任何一个阶段或一种风格可以定义为“校园音乐”，也几乎没有歌手会自诩为“校园歌手”，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程度，特别是音乐的普及教育程度很高，大学学历所代表的“校园背景”并不能为歌手提供一种明晰的身份标识的作用。

反观华语乐坛，商业气息和殖民色彩都过重的香港就不说了，内地和台湾地区的流行音乐在起步阶段都经历了一段“校园音乐”的启蒙时期（在台湾称为“民歌运动”和“校园歌曲”，在内地则是“校园民谣”），其间都涌现出大量经典作品和人才，为华语流行音乐的后续发展奠定了扎实的人文基调和人力储备。

70代中期，校园民谣在台湾兴起，并且发展迅猛。如果说日本的校园民谣是校园民谣未定型前的最初形式，那么，台湾则是校园民谣真正成型的诞生地，并将校园民谣推向了辉煌。虽然二者之间没有继承关系，但都为校园民谣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台湾更是校园民谣的成名地，谈到校园民谣就不能不谈到台湾的校园民谣。

1975年6月6日在台北中山堂的“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上，台湾大学学生杨弦把台湾诗人余光中怀乡的诗谱成曲子演唱，深受青年欢迎。校园民谣不但反映青年生活，而且也是对西方音乐泛滥的一种抵制。当时一位名叫李双泽的歌手在演唱会上拍案而起，喊出了“唱我们自己的歌”的口号。

从那以后，台湾校园歌手佳作不断，像侯德健的《龙的传人》，叶佳修的《乡间小路》、《外婆的澎湖湾》等，都是那一时期产生的。从1974年到1980年的顶峰期，台湾共产生了300多首校园民谣，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罗大佑的《童年》。此后，由于种种原因，台湾校园民谣高潮渐渐低落。

大陆校园民谣的产生，最为直接、深远的影响来自台湾的校园民谣。校园民谣轻快，易懂，浅显。1994年4月，一盒名叫《校园民谣Ⅰ》（1983-1993）的盒带由大地唱片公司发行，从此校园民谣有了自己的名字。

制作人黄小茂写道：“这盘专辑中的歌，都是曾经是校门里的人和已经走出校门的人自己写的。每一首歌的后面，都有一个平凡美丽的小故事发生过，每一首歌都是他们自己的青春纪念。我有一种冲动，想告诉年轻的和已经不年轻的人们，生命无偿，而年轻美丽，它生于年轻的生命以及那些年轻的心灵中，它是我的，希望它也是你的。”

在这合唱片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高晓松和老狼合作的《同桌的你》以及《睡在上铺的兄弟》，它们将校园民谣推向了巅峰。作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作为记录着年轻人梦想与激情的音乐篇章，中国大陆的校园民谣，以真诚与纯洁为标志，给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留下了青春的证明与印迹。

50年代后台湾的流行音乐，以哀怨题材和地方民歌小调为主，人们以此抒发对祖国大陆的思念。

60年代各类电视群英会的产生，使得更多职业歌手涌现，但同时歌手的发展无论是声音还是外型均缺乏个性，而音乐本质的东西却依旧相对陈腐，对于当时更多的5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而言，并不能与之产生共鸣，因此更多的人改而在欧美流行歌曲中抒发情怀，由此造就了60年代末台湾的西洋音乐风潮。

而台湾的“现代民歌运动”和“校园歌曲”风潮均是以“唱自己的歌”，反对单纯模仿、翻唱西洋歌曲为出发点的，所不同的是，李双泽、杨弦、赵树海、杨祖君、胡德夫等人引导的“现代民歌运动”中的主要作品还保有较为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渡口》、《子夜徘徊》、《少年中国》、《美丽岛》）； 

而“校园歌曲”的代表人物叶佳修、王梦麟、任祥、陈明韶等则已经把创作的视点转向日常生活、内心感受和自然风物（《乡间的小路》、《外婆的澎湖湾》、《三月里的小雨》、《思念总在分手后》），题材似乎变“小”了，但因为与普通民众的距离更近了，后者的影响却比前者更大了，特别是在内地。
大地唱片1994年推出《校园民谣1》时，距离台湾“校园歌曲”的发端已过去将近20年，尽管参与内地“校园民谣”的许多骨干人物都不愿承认受过对岸“校园歌曲”潜在的影响，但二者的共同点却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这两次“校园音乐”的启蒙运动都发生在社会高速发展的转型期。对比内地90年代初期和台湾70年代初期的社会形态，可以发现许多类似的地方：商业化程度加剧；旧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急速瓦解，而新的规范尚未确立；城乡差别愈发明显……在这一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校园音乐”成为“人文情怀”的有效载体；

其次，二者之所以能形成社会性的文化现象，均得益于刚刚建立的唱片机制。1977年，台湾新格唱片主办的“金韵奖”民谣歌手比赛是“校园歌曲”运动中的重要事件，这一连办四年的赛事创立了校园歌手选拔——出版合辑——巡回演出这一商业操作模式，并发掘了蔡琴、马兆骏、李寿全、齐豫等一批优秀歌手和创作人。

推出《校园民谣》的大地唱片是内地首家采用港台模式运营的外资唱片公司，而“校园民谣”系列专辑也成为内地唱片业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企划文案”和“概念营销”的范例；再次，两岸“校园音乐”运动的主要参与者都是非音乐专业人士，这看似悖论，却有着深刻的必然性——既保证了知识分子视野和平民情怀，又避免了“音乐学院派”技术高门槛和高姿态，用高晓松的话来说就是“开创了一个文人做音乐的时代。

当然，由于具体文化背景、环境和气质的微秒差异，台湾“校园歌曲”与内地“校园民谣”两场运动的运行轨迹又些许不同，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台湾“校园歌曲”的一些骨干（除前面提到的蔡琴、齐豫、马兆骏、李寿全等人外，还包括“木吉他”全辑中的罗大佑、侯德健、李建复、红蚂蚁以及运动尾声加入的潘越云、童安格、李宗盛、小虫、周治平等）后来均进入流行音乐体制内，并成为行业人才；

反观“校园民谣”的中坚力量里，只有老狼、卢庚戌和叶蓓还能延续歌手身份，高晓松已沦为唱片业的边缘人物，宋柯成为唱片公司的经营者，而许秋汉、沈庆、金立、郁东、赵节、胡杨、邱柯、傅志煜、贾南、金得哲等人，不是不知所终，就是另谋他业，放弃了为流行音乐继续贡献热情与才华，这也间接造成了内地“校园音乐”后继乏力，出现断层与真空的局面。

网络歌手红了又黑黑了又红、电影明星电视演员纷纷到歌坛玩一票、创作人才的匮乏、港台国际音乐对内地的冲击、国际五大唱片公司对大陆不怀好意的投资、国内唱片市场的混乱和不景气，校园民谣在此种环境下再也难以生存，所以，“未知篇”中，我没有任何关于校园民谣的表述，有的，只是“祭奠”。

“二零零二年的第一场雪后，飞过来两只蝴蝶，跑来一只吃大米的老鼠；一群超级女生随蝴蝶纷纷起舞。同一首歌唱过几百遍后，最终成功转型为经济模式”。这是我从网上找到的关于描写国内乐坛现状的一句话”。

02年，一个叫“刀郎”的歌手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满街争唱一场雪”。粗犷豪放的风格让听腻了港台男生娘娘腔和女生女人腔的歌迷耳边一惊。急于换换口味的歌迷和急于调剂一下乐坛风格的市场需求促成了他的一夜成名，而巨大的“音乐泡沫”后必然是疲软的发展空间。

此后，刀郎专辑销量陷入低谷，第二张专辑也不尽人意。“刀郎”之风，很快过境。戏剧性的是，刀郎红透半边天的时候，国内立即涌出了“西域刀郎”等一大批“刀郎”的同宗；刀郎“过期”之后，“同宗”们也随之消失。国内乐坛的混乱，可见一斑。